据透明国际的排名，中国周边国家如俄罗斯、蒙古、印度、菲律宾、印尼、泰国、乌克兰等国的腐败程度均超过中国，但令人感到“奇异”的是，只有中国发起了大规模的反腐败行动。这种鲜明的对比，体现的自然是中国制度模式的优势。但更令人备感“奇异”的是，西方没有人质疑为何那些国家不能如同中国一样去反腐败，反而质疑中国：一党执政下的国家，没有外部有效监督，能真正有效地遏制腐败吗？
其实上述对比本来就是对西方质疑的最好回答。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出席今年纪检监察系统老干部新春团拜会时作出的鲜明表态：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人家老说咱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还就不信这个邪。
大量事实证明，腐败的产生主要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从历史上看，西方各国在工业化时期都出现过大规模的腐败。这种共同的历史现象并不难理解，转型期缺乏规则，工业化带来的巨大财富也给腐败创造了条件。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腐败的成本增加，同时再加上法律的完善，腐败终于被控制到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程度——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令腐败绝迹。
对中国而言，出现腐败，只不过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发展规律的再现而已。而与西方政治制度不同的情况下，则有新加坡和香港这样成功治理腐败的范例。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中国怎么能信西方的邪呢？
当然，这不是说中国的反腐败可以轻而易举，相反由于文化和规模的原因，中国的腐败更为复杂，治理难度更高。看一下德国透明国际的排名，就会发现，在富裕国家（地区）中，国家（地区）规模越小，清廉度越高。这说明了一个规律，就是规模越大，治理腐败的成本和难度越高。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超大型国家，而且还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所以中国出现大量的腐败，并不令人意外。尽管如此，需要指出的是，在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透明国际”排名中是最廉洁的国家之一，仅次于巴西，由此也可看出中国反腐败的有效性和打击的力度。
此外，文化上的原因则要归于人情社会。人情社会不仅加深了腐败的程度，而且增加了反腐败的难度。许多贪官在自述中都提到迫于人情而不得不受贿的心态。发展阶段、超大规模以及人情社会，加大了中国的腐败程度和治理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最终能够有效治理腐败，确实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中国确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不仅未来中国的反腐败会挑战西方的论断，就是今天中国的反腐败，也在挑战西方的理论。西方学者一向认为，腐败会扭曲市场信号，错置资源和损害公平，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30多年来，中国虽然腐败一度很严重，但经济增长速度却一直很高。以至于美国学者魏德安写了本专著《双重悖论》，来解读中国特殊的现象。他的结论也很有趣，中国的腐败属于发展性腐败，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腐败日益商业化，这都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刺激作用。而有些国家则是掠夺性腐败，蚕食了国民经济。不过魏德安的另一个结论也很重要：由于中国政府的反腐败措施已发挥一定效力，使腐败得以控制而不至于对经济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那么，究竟凭借什么来有效地遏制腐败呢？
首要的自然是经济发展。中国今天人均GDP已经达到7300美元，距人均1万美元不过2700美元的差距。而1万美元是公认的成为发达国家的门槛。依中国目前的发展速度，中国能很快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工业化国家行列。这是中国成功遏制腐败的物质基础。
其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继承中国政治优良传统的政党。中国政治传统从精神和价值上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之生民非为君，天之生君以为民”的人民优先论和民本论。与“民本”相紧密联系的则是“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天命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再加上民本的政治传统，所以使中共有铲除腐败的自觉和道德压力。美国学者福山在其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对比过中国和俄罗斯政治的不同：“与中国不同的是，俄罗斯最高精英没有对国民负责的类似道德感。在中国，政治等级越高，政府质量越有改进。可谓一语道破中国政治传统的本质。当然，在网络、智能手机和经济全球化时代，这种压力除了传统和道德，也和国内外可以有效监督息息相关。
再次，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反腐败体制。纪委加司法部门联手遏制腐败，不管西方从什么立场来解读，只要最终中国有效地遏制腐败，这套独特的体制就会被全球所认可，并出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效果。
最后自然是完善法治。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依法治国首度成为全会主题，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也成为中共的理论创新，其中有两个全面都和反腐败直接有关：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如果预估一下中国的反腐前景，5到7年左右，中国的法治建设会更加完善。
